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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情况下，资本流动会产生很多需要关注的内容。刚才提到新兴市场的变化，也都是和资本流动背后的动因，以及我们对它们的分析认识是有关系的。我们说全球化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，是说我们主张贸易自由化、投资便利化，国际货币基金过去也说投资自由化，对资本流动应该尽量的不加以管制。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，有一些新兴市场受到无辜的负面冲击。当时美元流动性也短缺，出现很多问题，慢慢大家会重新估计这个问题。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目前对于资本项目的调解，或者说资本项目一定程度的管制，是持有更灵活的态度，认为大家是需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。不一定说死了，也不一定说发达国家的模式能够适应于新兴市场，适应于发展中国家。

当第一代高净值人群更多考虑财富和事业的传承、自身的健康和生活品质提升，也更加注重下一代的教育时，年轻一代富裕人群也更注重更高的自我追求，更舍得投资自身的学习和能力的提升。更为关键的是，第一代高净值人群所从事的行业未必是其子女所愿意从事的领域。如何富过三代、快乐和社会贡献才是真正的富有等等方面成为新的关注重心。

“我们天天在路上跑，接触不同的乘客，这种口罩对防疫保护应该没啥作用”，该出租车司机表示，用手轻轻扯一下，口罩就会破掉，根本不能起到防菌防病毒的作用。出租车司机还表示，最近看到新闻报道有假冒的口罩，他们查了下，新闻报道的假冒的产品跟他们在运管所领到的口罩很像。

储蓄率的高低也和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趋向有关系。中国之所以在“一带一路”方面有比较好的作为，很大程度也是由于中国储蓄率比较高。储蓄率高，有一些资金投资于国内效率低于投资于国际，投资于“一带一路”沿岸地区。因此，我们说资本流动，投资的便利化所带来的资本流动既有正面的内容，也有负面的内容，也有大家担心的内容。资本流动可能有价格驱动的，其中也包括比较优势。也就是说在哪儿投资回报高，在哪儿形成生产能力，就体现出比较优势的因素。包括我们所说的“一带一路”中很多合作项目，有很多都是价格驱动的，也都是民营经济为主的做法。但也有一部分资本流动是信心驱动的，信心驱动的，信心会影响大家对增长的判断，对于增长潜力的判断，对投资回报的判断，以及对资金安全的判断。

图6 2016~2019年上半年美元汇率及中国国债和美国国债利差走势2018年我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3.90%大幅下行67BP至3.23%，其中受美债收益率上行的推动因素不大，汇率稳定对债市市场信心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。汇率方面，2018年人民币汇率（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）先强后稳，呈现双向波动，从全年来看，从年初的6.51到年底的6.86，中国和美国利差从年初的144BP收窄至51BP。2019年一季度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一波涨势，单周涨幅曾一度创下2005年汇改以来新高，二季度以来再次呈现双向波动。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或延续2018年特征，呈现先强后稳、双向波动，总体稳定态势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套进去的这25万吨被市场消化了吗？应该是没有，因为后来期货价格一直盘踞在15200元/吨之上，这部分套保盘最合适的消化区间是14800—15000元/吨，目前市场尚未给机会来消化这部分套保盘。同时年后市场以进口棉采购为主，市场焦点不在新疆棉上。